沉闷中的新希望

问遍书业中人，几乎异口同声说，1999年图书市场的销售旺季，比往年热烈且持久。经历了前两年图书市场的低迷，这样的势头让经营者们喜出望外。诚然这并不是说，出版业完成了较前两年更大的突破——恰恰相反，过去的一年里，出版业的沉闷，是最近几年所罕见的。

1999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，这对于出版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但如欲对1999年学术类图书出版的总体氛围做一概括，则“沉闷”二字庶几近之。这样的情形，往年会限于北京各出版社，今年则各地方社亦不能例外。从宏观上说，南北两大出版“集团”——京版和沪版依然维持其鲜明的特色：京版严肃，沪版轻盈；京版系统，沪版活泼；京版具有较高的学术意味，沪版呈现鲜明的生活气息。但整个1999年，出版界表现出的沉闷，南北各社广泛波及，往日石破天惊式的制作，终其一年亦没有出现。

在1999年里，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，当属卡尔·波普尔的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。该书于9月底由社科出版社推出，立即成为今年翻译著作的关注点。虽此书的翻译存在诸多问题，但波普尔的这一代表著作已为学界渴盼良久，故仍受到热烈的欢迎。

在众多出版社中，社科出版社成为今年特别是后半年的瞩目焦点。该社策划出版的“西方现代思想丛书”已出多种，目的在于完整、系统地向中国读者译介代表西方文化特征的现代思想，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文化上的理解，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仅为其中最新且最重要的一种。此外，该社的“知识分子图书馆”又推出多种，特别是其中的《赛义德自选集》、《本雅明文选》等几部，由于其敏感地反映了西方文化领域的最新进展，而广受欢迎，目前此两种书在世界上仅有中文版本。此套丛书明年仍将有新著推出，故依然可使社科出版社走在这一出版领域的前列。

至于商务印书馆等老牌的学术著作出版社，面对众多新的竞争对手，表现得步履过于沉稳。虽然商务印书馆的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推出了新的一辑，其中的一些如熊彼特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》（未采用顾准翻译的旧译本）、布坎南《民主财政论》也颇受欢迎，但几年前或十几年前的明显优势已很难见到。费正清的畅销书《美国与中国》成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拳头产品；以罗伯物·达尔新著《论民主》为第一种的“民主译丛”只是在正源工作室的合作下才得出版。三联书店今年的出版策划似乎显得有些零乱缺少章法，尽管福柯的两部著作《规训与惩罚》和《疯癫与文明》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，此外如林达的“近距离看美国”之三《我也有一个梦想》、罗伯特·达尔的《民主理论的前言》、何怀宏的《选举社会及其终结》等书亦称佳构，但除此之外，就很难看出三联的出版有较清晰的思路。故展望明年，笔者认为商务应为自己的策划注入更多活力，方能应付出版形势的挑战；而三联则应理清自己的出版思路，不应自乱阵脚，才会有更多的佳构出现。

至于上海的各出版社，今年同样佳作罕见。《艺术手册》、“发现之旅”等书虽受欢迎，其实已是去年的选题；倒是上海三联书店，有几种惊人的佳作献给读者，包括孔飞力卓越的著作《叫魂》和陶东风的《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》，堪称沪版图书中值得圈点的精彩之作。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经过几乎一年的沉寂，在年底始有优秀的学术著作问世，然沪版订货会上大多还只是样书，唯有福柯的《必须保卫社会》一种先期推出，企图追及“福柯热”的潮尾，然看来没有大的震撼。

地方的出版社各自遵循不同的编辑方针，其呈现的态势也是千姿百态。如江苏人民出版社，有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和“汉译大众精品丛书”表现自己的关怀：在书业低迷的今天，这两种丛书依然各有佳作问世，诚属可赞可敬。安徽文艺出版社继著名的《傅雷译文集》后，今年推出的是蒲宁的三卷集和李泽厚文集中的《中国思想史论》、《中国美学史》等卷，亦为今年图书市场难得的动作。中国经济出版社的《中国单位制度》，选取中国社会的细胞——单位进行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，为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提供了深刻的视角。这样的著作既出，各方殊多微词，然不可否认，它们为提高目前的出版水平，拓广出版格局，都起了极好的作用。